郑海扬

刘光文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水文学家，他学识渊博，品格高尚，作风正派，刚直不阿，这是公认的。

刘光文先生在水文学领域独有建树，取得了辉煌的成就。1936年，刘光文先生就远赴重洋，怀着一颗报国之心出国深造。1942年，中央水利实验处内设水文总站，刘光文先生就在当时“远东第一”的中央水利实验处担任研究专员，从事水文科学研究，参与统筹西南水文、水位、雨量、测候等科学实验。中央水工实验所曾油印发行了《水文测验规范》及《测读记载事项》，这是中国近代水文研究的开端，刘光文先生为我国水利和水文研究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刘光文先生是我父亲郑肇经的挚友。早在1936年，他专程到南京全国经济委员会和我父亲第一次见面，那时正值刘光文先生出国深造前夕。抗日战争的1942年，刘光文先生又到我父亲所在的中央水利实验处供职。1952年院系调整，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部长刘宪光在上海召开组建华东水利学院的会议，指名由我父亲（时任同济大学工学院代院长、一级教授）和交通大学严恺、徐芝纶、刘光文教授参加。这样1952年后，我父亲和刘光文先生又在同一学院相遇，共同在华东水利学院——3044am永利集团任教。

刘广文先生十分敬重我的父亲，水文系有什么论文答辩、晋职教师会议，他往往请父亲参加。每逢春节，他总是登门贺岁，谈无拘谨，推襟送抱。春节初二，父亲总是带着我去刘光文先生家中回拜，只见刘光文先生从书房出来，首先行礼，招呼我们到客厅入座，他那言简意赅、温文尔雅的性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文革恢复教学后，父亲在去校的路上，刘光文先生、徐芝纶先生等只要远远看到，总是原地站在路边等候，握手问安。最使我难忘的是，学校在友谊山举行“纪念郑肇经先生诞辰100周年”会议，说是“汽车安排不过来”，刘广文先生、徐芝纶先生说：没有车子我们也走过去！后来两位老人真的步行到了会场，使我十分感动。

由于我父亲和刘光文先生早年都曾出国留学，习惯了西餐饮食，我记得有一年假期，父亲带我去新街口六华春西餐厅，常常会碰见刘光文先生也在那里。刘光文先生爱吃奶油和切片面包，每次我从学校回家，路过宁海路“武进商店”给父亲买面包、果酱时，也往往会碰见刘光文先生。我和刘光文先生见面多了，言语交谈中，感到十分亲切，刘光文先生的言谈举止，为人风范，令我至今难以忘怀。在刘光文先生生病期间，我去他家中看望，他躺在床上，我问他想吃奶油面包吗？他说“想”，我当即给他买了，他很高兴。在他住院后，我和爱人又多次去人民医院看望，从他的言谈中，流露出他很不愿意躺在病床上，他还念念不忘日以继夜、笔耕不辍的书房。

刘光文先生一心做学问，一心为事业，光明磊落，不搞歪门邪道，是永远值得后人学习的。他的那种和蔼高尚、立德立言的品格，永远留在我的脑海之中。